2019年開始在黑龍江海倫市倫河鎮開發種植七不“寒地黑土富硒”香稻大米...2021年黑龍江海倫七不水稻基地實驗種植小黃姜。
七不”種植是明安農業、明德CSA生態姜園首創的良心生態農業種植理念。七不是指：不用化肥、不用農藥、不用農膜、不用除草劑、不用添加劑、不用轉基因、不殺生！ 生姜養生不殺生,是符合戒殺生以惜物命，慎剪伐以養天和的自然之道。
明安心農人遵守踐行“但存方寸地，留與子孫耕”,” 一切福田,不離方寸;從心而覓,感無不通“的古訓。心地上用功夫，內外耕耘，用盡善緣，斷諸惡緣。順應天道與人心種姜做姜品。天時 地利 人和,因緣和合結善果！
明安心農人對自然敬畏，對人文生態精心呵護,關注鄉村,熱愛環保,與自然合作,以土地為生。明德惟馨、安生樂業！
袁隆平，因多器官功能衰竭，于2021年5月22日13時07分在長沙逝世，享年91歲。一位老者，一顆赤子的心，一個童真的夢，他對這片土地愛的深沉，他是稻田的忠實守望者！
致敬，緬懷！
據新華社記者從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獲悉，“雜交水稻之父”、中國工程院院士、“共和國勛章”獲得者袁隆平，5月22日13點07分在湖南長沙逝世，享年91歲。袁隆平是我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，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，被譽為“雜交水稻之父”。直到今年年初，他還堅持在海南三亞南繁基地開展科研工作。 時光倒流70年，袁隆平還是個農校的大學生。早晨愛睡懶覺，總是到緊急集合鈴了才騰地起身，鋪蓋也不疊，一邊扎褲腰帶，一邊往操場跑。同學們送他評語：自由散漫。 他打小貪玩，沒少挨父親板子。偏科很嚴重：喜歡地理、化學和外語，能拿高分，直到他成了年過八旬的老頭子，飆英文的習慣也沒改過；寫作文套用過“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”，挨老師狠狠批過，從此再不愛用老八股；數學一塌糊涂，及格都得奮力掙扎。 最杰出的才華表現在游泳上，拿過湖北省第二名，可惜一次關鍵比賽前饕餮吃壞了肚子，被國家隊永遠地淘汰了。 幾十年后，他是中國殿堂級科學家。單位門口的大路乃至銀河系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；有農民自發為他塑漢白玉雕像；盡管他本人再三強調不是熊貓，下至農民上自總理，都封他是“國寶”。 他的事跡上了小學生語文課本：雜交水稻之父——袁隆平。 南方周末2011年度盛典上，鐘南山院士為袁隆平院士頒獎，這段兩位院士罕見同臺的視頻，后被網友在2020年翻出來以致敬這對“醫食無憂”組合。 以下文章和訪談首發于2012年9月20日，今日重刊，以寄哀思。 袁隆平眉毛高挑，一笑起來更成了瞇縫眼，身板瘦而硬朗，愛穿個襯衣，扎進西褲里。他身體不錯，用行話說，叫“后期落色好”。最大的毛病是抽煙，一根接一根，喉嚨不大好。 雜交水稻培育成功后，“國寶”袁隆平再也自由散漫不成了。拿他倒苦水的話說：人怕出名豬怕壯。 被歡迎、被圍觀、被合影是生活的常態。他最怕興師動眾，偏偏每到一個地方，市長縣長什么的全出來迎接，“說我什么歡迎蒞臨指導呀，很麻煩”。不過面對蜂擁向他求合影求采訪的人群，他又總能揮著手淡定地hold住全場：one by one, one by one（一個一個來）。 2008年，袁隆平帶著老伴鄧則去逛車展，被一個“滿哥”（年輕小伙，湖南俚語）認出來，現場立馬炸鍋了。他在一輛奔馳敞篷車旁多流連幾眼，互聯網上就掀起了一場討論。不過持“仇富不仇袁隆平”的人占了上風，“別說買車，買飛機都理所應當”。 最后身家千億的袁隆平買了一輛5萬多的吉利熊貓，消息一出，網友被感動了。而這汽車的主要功用，不過是供他開車去離家1.5公里外的稻田查看水稻，平時根本不上街。 事實上，袁隆平對掙錢這事壓根不上心。他對財富葆有相當的平常心。很快，他把隆平高科的董事也辭了，埋頭搞他的科研，“我就是個過路財神”。 1930年，他生于一個書香世家。家里六兄妹，“隆”字輩，他排行老二，乳名“二毛”。 二毛在武漢念教會學校長大。很多年以后，這位農學大腕把這歸咎為一次誤會。那是小學一年級在漢口，老師帶孩子們去郊游，參觀一個資本家的園藝場。“花好多，在地下像毯子一樣，紅紅的桃子滿滿地掛在樹上，葡萄一串一串水靈靈的”。 農村給他的印象過于美好，直到1952年，他作為農學院的學生去土改，住進農民家了，才知道真正的農村“又苦又累又臟又窮”。 1953年，袁隆平畢業了，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腳下的安江農校當老師。他在地圖上找安江，半天沒找到。他拿第一個月工資買了把小提琴，在偏僻的鄉下打發時間。 當時中國全盤學蘇聯，別人DNA雙螺旋結構遺傳密碼的研究都得諾貝爾獎了，中國還在學前蘇聯，搞無性雜交。 袁隆平說那時的自己是“迷途羔羊”，后來他就看孟德爾、摩爾根的遺傳學（當時的唯心著作）。孟德爾所發現的分離規律和自由組合規律，奠定了日后雜交水稻的理論基礎。 “最初搞無性雜交，鬧了許多笑話；搞小麥，沒前途；搞紅薯，感覺是個搭頭。轉過來開始研究水稻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老天爺在我面前擺了一株特殊的水稻，讓我看到了。” 43歲這一年，袁隆平及助手育成三系雜交水稻，將水稻畝產量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。這個中國自主產權的成果是世界范圍內的第一次。 1996年，他開始主持研究超級雜交水稻。他的目標是90歲以前，讓水稻畝產超過1000公斤。 他的理論基礎是，“如果我們能把光能利用率提高到2.5%，那么水稻畝產1500公斤是沒有問題的。” 2011年，他的攻關超級稻畝產達926.6公斤，2012年希望達到940公斤至950公斤。 潛增長越來越慢，袁隆平形容這是“矮子爬樓梯”，一點一點來。當旁人都為能否達到階段性目標緊張不已時，他卻一點也不介意對媒體笑嘻嘻地說：如果達不到，那牛皮就吹大咯。 2007年，袁隆平被授予“影響華人終身成就獎”等多項榮譽。他是個不愿退休的老頭子，日常行程是全國各試驗基地間飛來飛去，長期下地工作，被曬得像個非洲黑人，綽號“剛果布”。到了79歲那年，他說自己老了，終于開始戴遮陽帽下地了。 光環之外，生活中的袁隆平截然不同，詼諧且充滿自娛精神。他很介意自己被“高大全”了。在不啻于“成千上萬”次采訪中，他表現得像是個曝料的—— 別人恭維他會拉小提琴，他說：高手是后面彈鋼琴的，我是個南郭先生。 在長沙住了大半輩子，他如是介紹這座城市：北京是首都，長沙是“腳都”，四分之一的自來水都是洗腳水！ 媒體一讓他談轉基因他就頭大，理由并非敏感話題，而是“我已經談了不下100遍了”。 有時老頭子來了興致，還拖住記者陪他一起打麻將，不賭錢，輸了的鉆桌子，“有一次他們想把我鉆桌子的鏡頭拍下來，可我身手麻利，一下子就鉆過去了。” 骨子里，比起商人和官員，袁隆平更像一個農民。“我不愿當官，不是做生意的人，又不懂經濟。” 功成名就后，有人勸袁隆平“退隱”，認為他完全可以“躺在功勞簿上”了。“我說不滿足，就算失敗了至少也還有教訓。”他說。 后來，這位科學家還是拗不過，被任命為湖南省政協副主席。許多大會小會，他情愿“躲”過去。前些年，每逢開會他就請假，以至后來每次通知他開會的政協工作人員主動發問：袁老師，這回請假嗎？ 2012年“兩會”，他為農民提案。他提出《關于糧價的建議》：國家應該把石油補貼的錢補給農民，認為國家要對糧價政策作出根本性改革，建議以較高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，然后以平價出售糧食。 農民更愿意拋了荒去打工，農村空心化愈發嚴重。袁隆平也意識到現在學農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。“我參觀過很多現代化的農業博物院，南瓜有幾百公斤重、甘蔗有兩層樓高，這些對年輕人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小學生也會感覺很有意思。”說這話時，他想起了童年參觀的資本家園藝場。 2012年8月31日，面對蜂擁向他的四家媒體，袁隆平第“N+1”次說起禾下乘涼夢：“我夢見我種的水稻長得像高粱那么高，穗子像掃把那么長，顆粒像花生米那么大，我和我的朋友，就坐在稻穗下乘涼。” 南方周末：1994年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·布朗出版了《誰來養活中國人》一書。他在書中預測：到2030年，中國人口將達到16.3億左右， 需要糧食6.51億噸，屆時中國糧食生產將下降到2.73億噸，需要凈進口糧食3.78億噸，從而引發全球性的糧食短缺和糧價暴漲。他得出結論，沒有哪個 國家能夠養活中國人。您對此怎么看待？ 袁隆平：布朗，我在加拿大開會時曾經見過，他不認識我。我們吃飯時坐不同的桌子。布朗是出于好意，以一種Wake up Call（警世的呼喚）的精神，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。但他最大的弱點，是對科技進步對提高農作物生產力的巨大潛力估計不足。他寫書的時候，還不知道我們中國要啟動超級稻計劃。 2011年，我們的糧食總產量是5.7億噸。國家發改委的數據則顯示，中國糧食庫存占消費的比重超過40%，大大高于聯合國糧農組織的17%-18%的糧食安全線。中國現在擁有1.5億噸至2億噸的儲備糧，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。面對布朗先生的提問，我們可以鄭重地回答，“中國人不僅能依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，而且還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糧食短缺問題。” 南方周末：您認為該如何提高目前中國農民的種糧效益?現行糧食補貼政策還需做怎樣的調整和改進？ 袁隆平：有一次我們去驗收超級稻，有個農民跑來對我說，“袁老師，我看到你好高興啊！但是我們也有怨氣，你讓稻谷增產，可稻谷多了價格又下來了，我們還是不賺錢。”谷賤傷農啊！ 我要提一個意見，一方面要出臺更多的惠農政策，要加大扶持的力度，最低保護價還要提；另一方面我建議糧食補貼的方式要改變，現在是按照畝來補， 種一畝田有良種補貼、農機補貼等，但是高產、低產給的補貼是一樣的，農民就沒有積極性。最好的辦法是，給與種糧農民按售糧的多少進行直補，即國家以較高的價格收購糧食，再以平價向市場供應糧食。這樣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就高了，因為他們所產的糧食越多，利潤也就越多；同時，市場上的糧價也不會上漲。 南方周末：您曾多次呼吁，發展糧食生產必須靠“三良”——良種、良法、良田，這其中的良種和良法都脫離不了科技人員的努力。但這么些年過去了，農業科技人員的待遇和境況沒有太大的提高；另一方面，現在的農業科技人才越來越不愿意下地了。您認為如何改善這一狀況？ 袁隆平：雜交水稻研究是一項遠大的事業，需要代代有傳人。從1987年開始，我把多項獎金捐出來建立基金，資助科研人員。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后，我從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為中國爭取到了生物學獎學金資助名額。有人擔心人員輸送出去不回來。我認為要把眼光放長遠點，只有把人家先進的技術學過來，才能把我們的技術水平提高。讓他們都窩到我的手下，受著我個人的思想束縛，怎么超越和發展呢？ 研究中心隊伍30-40多歲的人都成長起來了，他們都能專心致志地搞研究。也有人總想往大城市跑，想升官發財，想下海做生意等等。人各有志嘛，不能強求。說句老實話，誰如果獻身農業，卻要想成為百萬富翁，或者地位很高的什么官，是不可能的。 但我要強調的一點是，我培養研究生并不太看重分數，就看他肯不肯下田。實驗室和電腦前的工作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下田，頂著太陽，趟著泥水，下田，實干，實踐出真知。培育新品種是應用科學，書本上、電腦里種不出水稻！ 南方周末：作為一名農業科學家，您是如何看待城鎮化、農村空心化和農業發展的矛盾？ 袁隆平：因為城鎮化，肯定有一些農民會失去土地。國家有政策會給他補償，補償之后會安排就業。我有一個更大的希望，是將農民從土地上徹底解脫出來，農民越少越好。農民多了，小康不起來。如果農民通過利用我們的先進技術使糧食單產大幅度提高，就可以在確保糧食總產量的前提下釋放一部分農村勞動力。我希望我國發展現代農業，至少讓50%的農民走出田頭。 南方周末：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里專門提到如何發展民族種業的問題，將之上升到了戰略的高度，但我國種業的發展情況并不樂觀，一方面種業公司多達一萬 家，小多亂雜；另一方面，國外的種子公司來勢洶洶，甚至已占有90%的蔬菜種子市場。您認為在現有情況下，種業發展在糧食安全問題中應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 位？ 袁隆平：種業國家把它定得很高——是國家戰略性、基礎性的核心產業，它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。這個種子，原來講是農業科學技術的載體，現在是農業科學技術的芯片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隨著農民種糧積極性降低，相應地影響到雜交稻制種業。2008年，雜交稻制種面積從2006年的150萬畝減少到80萬畝。這種形勢影響到 雜交水稻的種植面積，而雜交稻減少的話，那么國家糧食生產面積就得不到保障。糧食安全中有個種子安全的問題，種子安全中有個種子儲備的問題。國家要有 20%的種子作為戰備種子，以防不時之需。否則，遇到天災或其它風險，國家的糧食安全必將受到影響。
